在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的制度组合上，虽然存在以上三种情况，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无疑占据着主流地位。
[29]主张两者并无本质区别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对特定行为是科处刑罚或行政处罚，经常是出于立法政策的裁量，两者并非本质上有绝对之不同。2.刑事没收违法所得的制度借鉴 没收违法所得并非只存在于行政法制度中。
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杨解君：《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处罚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对于没收违法所得与行政处罚之间的关系有何影响呢？ （一）没收违法所得与行政处罚的关系现状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处罚制度下，没收违法所得属于行政处罚，与罚款同属于财产罚。[13] 参见孙煜华：《非法财物没收制度之精准化构想——从其二元法律性质与法律构成入手》，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1.说明理由制度 行政决定必须说明理由，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公认的一项原则。
而在《河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中，则将经营额认定为违法所得。[14]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将没收违法所得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方式更为妥当，如果没收违法所得不具有惩罚性，那么它就失去了行政处罚应有的功能。[104]只有在回溯历史、梳理变迁的基础上，方能辨知按劳分配起落浮沉的原因所在，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对症施药、推陈出新，探索推动按劳分配的中国式勃兴。
[9]参见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载《人民日报》1977年4月19日，第1版。然而，在中共十九大报告重申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要求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作为宪法规范的按劳分配原则。[75]修宪后，有论者专门介绍第6条分成两段了，并回忆为了将它字修改得确切，反复搞了好几天。
参见李响：我国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重新审视, 《法学家》2016年第2期，第109-112页。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在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基础上继续往前推进，这进一步提升和强化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地位，其范围亦得到进一步清晰与扩张。
需要指出的是，与原始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编：《宪法草案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对于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53-456页。注释: [1]近年经济学界的相关探讨可见魏众、王琼：按劳分配原则中国化的探索历程——经济思想史视角的分析, 《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第4-11页。[8]四个月后，各售所能被张闻天改译为各尽所能。[40]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毛泽东称五四宪法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 [41]他是将以自己……为主作为参考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的前提条件。
五四宪法第15条和第91条仅仅规定了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分配体现为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个人具体意义上的分配体现为改善工资待遇。[94]1993年底，有论者称：宪法规定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可解释为，在公有制中实行按劳分配，其他所有制形式中可以不实行按劳分配，允许其他分配形式。[14]这段论述，一面在理论上较为深入地剖析和批驳了绝对平均主义，一面也承认了彼时革命战争条件下分配中存在的平均化实践。其中，第2点是：有的提出，宪法第6条第2款关于按劳分配原则的规定修改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
五四宪法第15条把改进人民物质生活规定为国家经济计划之目的，显然是吸收了前述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宪法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规定为发展经济的重要目的这一经验。随后，会议完成修宪，确立七八宪法。
[55]1973年9月，中共十大结束之后，毛泽东审阅同意发出准备召开全国人大会议的通知。尽管如此，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提出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应当逐步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
[102] 表2 2003年至2012年间部分重要文献中按劳分配相关论述表 总结全文，从1875年马克思提出按劳分配概念，到1919年至1922年初被中译为各取所值，从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期内有意无意忽略按劳分配，到中共八大党章出现按劳取酬，从1958年在概念上确立按劳分配，到毛泽东由总体肯定按劳分配变为加以贬抑，从1978年前后展开按劳分配大讨论，到按劳分配及其主体地位在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相对边缘化，按劳分配的概念在传入中国的百余年间历经数度浮沉。当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后，他谈到：现在修改的宪法……是按我的意见写的。参见许崇德，见前注[70]，第425页。这表明，按劳分配被宪法规定为基本的分配原则和分配制度的主体，它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宪法(学)概念。[8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页。[80]以此为标志，按劳分配与先富战略相联结的重点，由此前的通过按劳分配实现先富，逐渐变为先富应当主要在按劳分配范围内实现。
[42]然而，毛泽东同月底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却表示：工资应该主要加在下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此前，尚在地方工作的邓小平已经谈到：目前工商情况开始好转，即不应再去降低工人生活，就是说，今后仍应防止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纠正……忽视工人福利的思想。
[97]关于如何看待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频繁变动问题，笔者此前曾经作过探讨。[90]参见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载《人民日报》1999年2月1日，第1版。
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东德宪法则规定劳动报酬应是工作成果中对应的应得部分，并应考虑保障劳动者及其抚养家属的适当生活。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马克思先是指出：所谓劳动所得，是必须完成了两步共六项的扣除之后才能进行个人分配。[95]该时期学界对于修改宪法中分配规定的共识，可见许崇德、胡锦光、王丛虎：1998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法学家》1999年第1-2期，第27页。1951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前引[192]9年底毛泽东相关论述的修订版本，将最大限度的平均改为大体上的平均，也将按照各人及各工作的需要改为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故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22]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表主要发言，载《人民日报》1949年9月24日，第2版。[61]这场大讨论除了澄清按劳分配的不平等问题、明确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紧密联系之外，还提出了三个相当重要的观点。
[4]由此，上述马克思提出的按劳分配的基本内涵被概括为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正是在这一时期，新中国制宪工作启动。
[93]可能由于宪法第6条的修改过程比较曲折，有研究者误称1982年之时宪法就规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形式。一个月后，中央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正文部分也没有涉及这些条款。
[76]其次，原第22条变为第24条，并且分作两款。不过，在前述按劳分配原则明显趋于边缘化的1990年代，八二宪法所进行的两次修改，仍都不同程度地与按劳分配规定存在关联。[20]到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使用的仍然是按劳取酬。[94]故在1993年3月修宪之后、当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理论上确实存在对按劳分配规定进行宪法解释的空间与时间。
1917年4月，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谈到：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89]参见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55页。
然而，毛泽东的观点又有了重大变化，转来一篇有人主张以后只搞精神鼓励，不搞物质刺激, 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讲话，更在中央转发该讲话的文件中写下按语：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政治挂帅……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4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 2000年印，第25-26、30、41页。
[53]由此，毛泽东要求全面突出政治挂帅，在工资等之外只实行精神鼓励，物质刺激变为了贬义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3页。